女性角色（尤指母親）作為孕育新生命的主體在影片中始終缺席，姑姑的初次登場又將媒介用作緩沖，甫一開始強調的實際缺失所帶來的失衡放大至社會或可視為強權魚貫而入的輔因，再聯系韓國殖民歷史（電影本身同樣指涉明顯），宿主（The Host）對準美國不言而喻，其直接結果是傳統公職人員如醫生警察社會角色的畸變，硬度不够怎么调理恢复甚至可以推及怪物的出現（如開頭），間接則導致社會系統解體——無法創造“新”生命（宿主汲取營養）、政府充當傀儡、出現重復性動作（進-出是貫穿全片的模板）、虛構病毒制造恐慌（不惜誤導觀眾：宋康昊模仿怪物、紅路燈路口），但怪獸被消滅并不意味著支配者退場（美方只是歸咎于misunderstande），綜合種種，韓國的處境與下水道中的女孩更像，結局其實挺悲觀的。